5月17日，一篇题为“苏大附一副院长捞钱上亿被抓，折射出中国医疗严峻现状”的文章曝光，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，苏大附一院大内科主任、心血管内科主任杨向军因乱装支架并收回扣遭博士生举报，并“当场被抓”。引起业界哗然。

5月23日，学校发布了任免通知，免去了杨向军苏州大学临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。在苏大附一院的院内告示牌上的专家一览中已不见其照片，官网的“出诊信息”中，状态也显示为“停诊”。目前，学校官方尚未发布事件的调查结果。

您看到这里估计想问：一个小小的心脏直接究竟有多少暴利？

要知道长期以来，我国医用耗材的销售模式大部分都跟药品一样，采用代理销售模式，产品从生产企业到达医疗机构要经过层层代理，其中存在着层层加价，导致最终使用到患者身上时价格与出厂价相差巨大。2017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先后出台政策对耗材实施“两票制”，就是国家对虚高价格的打压。

面对“支架”的暴利，以及诱人的“回扣”，心脏支架很多都被滥用了

“疯狂的支架”，却被很多人滥用！

心脏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，用于疏通动脉血管。

心脏支架属于医用耗材中的“高值医用耗材”。2013年法治周末一篇文章《心脏支架暴利揭秘》中介绍，医用耗材的每一个流通环节都有两成左右的加价，再加上配送费、开票费、医生回扣和医院的返点，医用耗材的溢价通常是5倍！而心脏支架的溢价程度最高峰能达到出厂价的8至9倍。②

因此，在某些医院，都更愿意为患者装支架，甚至患者成了少数医院和医生的‘摇钱树’。

2015年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批医生创收：心脏问题不大却放5个支架！

然而，心脏支架被滥用的乱象还不止于此。

2014年1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所长、心内科主任胡大一在接受央视新闻频道采访时说：现在心脏支架做得过多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！在欧洲病情稳定病人，做支架的不到一半，只有4成多，中国接近8成！

随着支架的滥用，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。据当时胡大一教授介绍，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，到2011年达到了40.8万例，增长了20多倍。

对冠心病患者，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:1到8:1，在中国高达15:1，对此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美国研究医学的胡大一教授，就指出美国医生对心脏支架的使用是慎之又慎

“像纽约一个做支架非常多的一个医院，这个专家明确告诉我，他说他一生做支架最多，水平最高的专家之一，他从来没用过三个以上支架，一个患者很少需要三个支架，如果真的需要这么多支架，做搭桥一定是更好，你把血管放这么多支架，你放得越多风险一定是越大，因为支架并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，支架本身可能会产生血栓。"

胡大一教授认为，如果是用药物可以控制的稳定病情的病人，绝对不能胡乱使用心脏支架。

心脏支架，太暴利！

2012年新华社的《心脏支架，七个何其多？》一文中报道：济南某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曾因为心梗住院，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，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，前后花了十几万元。③

“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，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。”时任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坦言：就心脏病治疗而言，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，而倾向于放支架。一些医生不愿“搭桥”偏爱“支架”，不仅因为支架利润多，还因为医生能拿回扣！

2012年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《一半的心脏支架不靠谱》的一篇报道，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表示，安装一个心脏支架，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。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，出厂价不过3000元，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.7万元；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，到岸价不过6000元，到了医院便成了3.8万元。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。④

2013年法治周末《心脏支架暴利揭秘》一文中介绍：医院需要创收，病人装一个心脏支架通常需要花费2万元至3万元。有时一个手术需要使用两三个支架，而且除了支架外，手术还需要其他的耗材，加上住院费和后期的药物治疗费用，这样一台心脏支架手术给医院带来的收入可达10万元。②

而且对于心脏支架的使用条件，我国缺乏规范治疗的统一评估标准，很多时候是否需要安装心脏支架，很多都是凭医生的经验判断，亦或是利益的驱使。

国家开始行动：中央发力治理高值医用耗材

2019年5月29日，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》，会议指出，高值医用耗材治理关系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通过优化制度、完善政策、创新方式，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，完善全流程监督管理，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，推动形成高值医用耗材质量可靠、流通快捷、价格合理、使用规范的治理格局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其实，国家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动作，一直都在继续：

2016年4月，国办印发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》，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、网上公开交易等。

2016年《“十三五”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》也提出要开展高值医用耗材、检验检测试剂、大型医疗设备集中采购，规范和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，统一高值医用耗材编码标准，区别不同情况推行高值医用耗材招标采购、谈判采购、直接挂网采购等方式，确保高值医用耗材采购各环节在阳光下运行。

2017年《关于印发2017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的通知》中提出，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，继续落实药品分类采购，还鼓励省际跨区域和专科医院联合采购，研究制订高值医用耗材采购统一编码，推动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。

总之，高值医用耗材治理进入中央深改委第八次会议主题，面对问题导向，一切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为宗旨，必然净化高值医用耗材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，建立新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