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问“共富”：浙江缘何能探出身位？

　　中新网杭州3月31日电 题：乡村问“共富”：浙江缘何能探出身位?

　　作者 柴燕菲 王逸飞 钱晨菲

　　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明确，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。这一志在打造“重要窗口”的东部省份，迎来重要历史节点。

　　共同富裕，农村谓之关键。浙江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先行机遇，与乡村在高质量均衡发展中的出色表现不无关系。

　　去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，连续36年居全国省区首位;城乡居民收入比1993年以来首次小于2。官方统计之外，其在网络上也晋升“网红”，“浙江农村有多豪华”登上热搜，短视频话题播放量超1600万……

　　在乡村振兴成为“三农”工作重心，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”成为中国“十四五”时期重大任务的背景下，浙江农村缘何能在共富之路上实现身位领先，成为透视中国乡村未来的重要窗口?

　　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后的磐安县仁川镇。　钱晨菲 摄

　　民本与改革“基因”

　　浙江，七山二水一分田，人均资源拥有量排名并不靠前。如此资源禀赋条件下，这里的农村发展水平却实现了走在全国前列。深层次看，其所积淀的民本与改革“基因”正是重要原因。

　　这样的特质在改革开放初就已彰显。20世纪80年代，浙江将农业结构由“粮经特”转为“特经粮”，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。同期，该省还通过改革鼓励发展民营经济，支持农民从田地“洗脚上岸”，引领了中国第一次农民创业潮。

　　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、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顾益康认为，浙江通过尊重农民首创精神，给予农民自由发展权利，激发了农民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。

　　以人民为中心，向改革要红利，浙江以这样的“世界观”和“方法论”于农村富裕路上起步，并在本世纪开启奔跑加速度。

　　2003年，为给农村拓展更广发展空间，造福农民，该省启动“千万工程”，开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、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。十余年来，通过其不断深化实施，美丽乡村逐渐成为浙江“金名片”、农村发展“新引擎”。

　　磐安县仁川镇，40分钟的盘山路告诉着外人天山村的地理劣势。但就在这高海拔的村庄里，伴随着春光正好，一家家民宿门前陆续停上了外地车辆。

　　村党支部书记羊宝介绍，天山村原本是村集体负债100多万元的“空心村”，在“千万工程”带动下，现在该村通过美丽乡村打造，改善村容村貌，帮助村民开办25家农家乐、民宿，让旺季一床难求成为常态。

　　“旅游带动下，有村民光农产品销售就能达到1.5万元左右，村集体资金结余有500多万元。我们现在还在打造千亩油茶基地，希望通过农旅结合，进一步把高海拔劣势变成养生休闲优势。”羊宝说。

　　为让土地、劳动、资本、技术、管理等各类要素活力在农村竞相迸发，一系列具体改革也在浙江拉开帷幕，持续释放发展红利。

　　去年四季度，丽水市青田县农商银行向当地祯埠镇成立的生态强村公司发放了500万元的全国首笔“GEP贷”，为该镇乡村发展送来了金融活水。在丽水，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有效破解农村农民融资瓶颈，该市各地纷纷设立“两山”基金，组建“两山”银行，培育“两山”公司，推出“生态贷”“GEP贷”等绿色金融产品，全市累计开展生态产权交易5123宗，实现了生态产品可定价、可交易。

　　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改革是浙江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块“金字招牌”。如今，该省以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，集成供销合作社、农业经营、农村金融、涉农管理等体制改革，构建起1个省农合联、11个市农合联、84个县级农合联、961个乡级农合联组成的农合联组织体系，6.61万个会员参加了各级农合联。

　　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介绍，为打开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通道，浙江时下实施了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行动，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、集体产权制度、金融体制、“三位一体”农合联等改革，旨在推动农村改革在政策取向上协同配合、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、实际成效上同向叠加。

　　“不变”民本初衷与“万变”的改革效应所带来的活力与生机，让浙江农村的富裕之路有了万般可能。

　　科技进乡村背景下，江山市的无人驾驶拖拉机作业区。　钱晨菲 摄

　　先富帮后富的“共同”文章

　　“共同富裕”，难在“共同”。虽处东部，但对浙江而言亦有乡村因要素迥异，难以单依靠自身致富。如何写好“共同”文章，走出先富帮后富的发展道路，亦是该省着墨的重点方向。

　　一方面，浙江各地在地市内部发力，通过户帮户、村帮村、企业帮农村、单位结对等，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。

　　建德市春秋村，三年前还是集体经济经济薄弱村。在当地的“村企共建”模式下，其与企业中策橡胶结为共建关系。

　　在企业帮助下，村里打造了大型物流运输综合服务基地，获得了可观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，同时将村委会办公大楼的其中3层出租给相关企业，发展起“村级楼宇经济”，村企共建还使该村村民从下地农民成为产业工人，近年全村有400余名在外村民返乡就业。

　　在杭州市淳安县，“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”是当地为“共富”探索的特色路。

　　下姜村曾靠在山上烧木炭土窑、养猪维持生计，但难改贫苦面貌。后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指引下，其把红色旅游资源与新农村建设结合，逐渐变身“红色旅游之乡”，仅2020年即实现旅游收入4626万元。

　　2018年，淳安县以下姜村为核心，以地缘相邻、文化相近、产业互补原，组建了包括25个村的“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”，惠及2万多人口。

　　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丽娟介绍，通过统筹推进平台共建、资源共享、产业共兴、品牌共塑等，如今在“大下姜”，每个村都有了富裕之道：核心区9个村依托下姜村红色资源，主打研学营地和教育培训;夏峰片利用荒地连片发展红高粱;白马片围绕地瓜、笋干等土特产作出大文章……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为加速向“美美与共”转变，“八八战略”指引下的浙江亦在区域统筹上下功夫，山海协作成为其走出区域间先富帮后富之路，带动相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独到经验。

　　志合者，不以山海为远。据悉，山海协作工程以项目合作为中心，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，通过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合理转移、欠发达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流动，激发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活力。此举，让该省诸多村庄得到了精准帮扶，实现了快速发展。

　　几天前，武义县车门村的20739株宣莲苗种，种在了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的“武莲海种”示范基地里。海宁经济开发区(海昌街道)区(街)农业农村办主任沈亚萍说，此番武义宣莲的“长途跋涉”，是海宁帮助武义做好宣莲产品的开发和销售，推动武义宣莲更多走进长三角大市场的努力之一。

　　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则在山海协作中，通过建立“飞柜”，把当地高山生态农特产品销往了浙江温岭、上虞、宁海、海盐等地，带动了民族地区数万户农民增收致富。

　　先富帮后富，地方“各尽其能”，区域“同向发力”，让浙江农村的富裕之路有了强劲支撑。

　　共同富裕“在路上”

　　推动农村发展的久久为功，让浙江在共富路上逐渐建立起优势。身负“重要窗口”期望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任务，浙江亦怀揣“一直在路上”的心态，在将乡村优势转化为全局胜势上开始落笔。

　　从时下看，一个明显现象是，该省正将越来越多资源投入农村发展，同时为农村富裕富足注入着更多深厚内涵。

　　王通林以浙江开展的“两进两回”行动为例介绍，浙江推动资金、科技、青年、乡贤返乡入乡，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764.84亿元、增长5.8%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5%;累计培育家庭农场11万家、农民专业合作社4.3万家、农创客7000多名。

　　地方层面亦是如是般努力。近两年，在衢州市柯城区，当地为适应新农业发展趋势，给乡村注入更多产业活力，整合全区培训资金，全链条开展了村播产业人才培育，重点针对村民、农业企业主、返乡创业青年等群体开展零基础、零门槛、全免费的“理论+实操”普惠性培训。目前累计培训学员4687人，孵化培育出等100多名“村播”达人，带动农特产品销售1.73亿元。

　　浙江还在经济与产业层面之外精心布局，本月启动了医疗卫生“山海”提升工程，32个山区海岛县政府、13家省市级三甲医院和浙江省卫健委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。“十四五”期间该工程将重点支持32个山区海岛县县级医院的能力提升，破解偏远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看病难题。

　　面向“十四五”，浙江已于顶层设计上明晰着农村富裕之路的未来路径。

　　该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“十四五”将发挥先富帮后富的作用，开展低收入群体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行动，率先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。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。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全面对接，加快实现城乡交通、供水、电网、燃气同规同网，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，促进城乡双向流动开放等。

　　具体到“三农”领域，浙江已着手建立先富帮后富、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、工作体系、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，实施低收入农户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行动、“十业万亿”行动、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三年行动等举措。

　　此外，在数字化改革大背景下，浙江农业农村部门还将推动实施“三农”新基建，强化互联网+智慧农业、公共服务等场景设计应用，加快形成“一库全息、一码全程、功能一平台”的数字“三农”建设大格局，以数字“三农”的不断深化赋能农村发展。

　　关于共同富裕，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公开表示，浙江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，在奋力打造“重要窗口”上拿出最新成果、展示硬核担当。该目标下，在共富路上已率先探出身位的浙江农村，迎来了发展更广空间，凝聚起外界更多期待，同时有望为浙江增添出更多底气。(完)

责任编辑：梁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