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我的班长——赵文平

　　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以到了，我怀念我的班长赵文平，他是我军旅生涯的引路人。四十多年，弹指一挥间，那段记忆犹新的往事，我们曾经的岁月还历历在目，他的音容笑貌我难以忘记。

　　相识于1975年

　　1974年12月，我怀揣梦想，投身军营，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强化训练，次年2月大部份战友下到基层连队。我、夏天喜、夏忠达、田辅孝、陈泽荣五人分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理军分区警卫排。宣布分配命令的那一天，到新兵连接我们的就是班长赵文平，瘦高个子、瓜子脸、高高的鼻梁、面容和蔼可亲，一口浓浓的保山话，鼻音很重，这是赵文平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他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保山施甸人，73年的兵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。我是52年出生的，是你们的大哥，你几个是我小弟。弟兄之间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，有事找大哥。”乍一听，还有几份江湖意气。简单的交接后，他可能看我个子矮小，一把帮我背起背包，我们几个列队齐步走到了大理军分区营地。

　　吃过晚饭后，排里给我们几个新兵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会，由排长黄春奎主持，有司令部吕付参谋长，刘协理员参加。吕副参谋长对我们投身军营表示热烈欢迎，刘协理员介绍了警卫工作的重要性、特殊性及保密工作等等。那一晚，班长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第二天分班，我分在了一班，班长就是赵文平。一班是警卫排的标兵班，班里有杨庆余、杨文顺等都是军事素质、政治素质过硬的老兵，我感到很荣幸。

　　记忆中的军旅生涯

　　当兵就是意味着打仗，随时要听从党的召唤，随时准备上战场，因此常规化军事训练是每个新战士必须经历的。刚入伍，每天训练学习，学习训练，晚上开班务会。十点熄灯号一响，按时入睡。有时半夜搞“紧急集合”，以此训练每个战士在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反应能力。白天训练很累，因此晚上睡觉睡得很沉，一遇到“紧急集合”就容易手忙脚乱，所以我最怕“紧急集合”。又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晚搞，所以有时晚上不敢睡觉，不敢打开被子，不脱衣服、裤子、鞋子甚至偷偷打好背包，随时等待突如其来的“紧急集合”。班长知道情况后，狠狠地批评了我，告诉我这样做是不行的，必须平时多训练，遇突发情况时才不会手忙脚乱。他手把手教我打背包，手把手教我叠被子，整理内务，要求我每天坚持训练二次到三次。我从最初穿衣服、裤子、鞋子到打好背包用时十多分钟缩短到了三到四分钟。

　　在队列、投弹、擒敌技术，战术等训练中，班长总是动作规范、严肃认真，一板一眼地做好示范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我们，再对我们每个人的动作进行纠正。我从没有听他叫过一声苦，喊过一句累。特别实弹射击前，要进行一至二周的瞄准训练，我总认为那很简单，不过就是“三点一线”，因此在训练当中偷懒，动作总是做得不到位，不好好瞄准训练。第一次实弹射击，五发子弹只打中了二十多环，班长严历地批评了我，我感到很羞愧。在随后的射击训练中，他耐心细致地教我技术，动作要领， “瞄准”、“三点一线”、“屏气”、“击发”，经过他的耐心帮助，我掌握了技术要领，实弹射击成绩得到了提高。

　　班长不但在军事训练上是标兵，而且在生产劳动上也是一把好手。当时分区首长和机关干部，响应毛主席走“五七道路”的号召，每年都要到宾川大营分区农场劳动一个月，我们警卫排也要轮班去农场，主要工作是栽香草、种高梁、烤酒等，记得我还和吕付参谋长还放过羊，放过马。在农场班长事事带头，苦活、累活、抢着干，收割高梁也好、香料也好、除草也好，总是任劳任怨、勤勤恳恳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星期天不出操，就带着我们去山上去找鸡枞菌，改善生活，因此我们在农场不觉得苦，也不觉得累，大家都争着要去。

　　1976年4月，由于高强度的军事训练、野营拉练、三公里越野，我臀部磨起了血泡，最终发炎、化浓、疼痛难忍，影响了正常的执勤和训练。班长平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多次催促我到卫生队治疗。由于拖的时间太长，卫生队建议到大理陆军第60医院手术，班长把情况向排长及上级领导作了汇报，同意我到60医院手术。他就像我的亲大哥一样，事无世细地帮我操心，亲自到后勤部帮我办理了转院手术，把“供给证”交到我手里，亲自送我到医院，办好入院手术，忙了一整天才回去，令我十分感动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，我顺利康复归队。

　　离别的序曲

　　1977年1月，我接到家里的来信，得到母亲生病的消息，瞬间心急如焚，因为家里哥嫂已经分家独居，姐姐在外工作，母亲一人无人照管，所以训练时无精打采，心不在焉。班长看出我的异样，向我询问情况后，安慰我并将情况向协理员作了汇报，上级特批我十五天假回家探望母亲，这件事让我十分感动。

　　两个月后母亲身体并无好转，且每况愈下，我向班长诉说了想申请退伍回家照顾母亲的想法，班长说道“百善孝为先，忠孝不能两全，老人要紧”，并把我的家庭情况向刘协理员、吕副参谋长作了反映，最终上级同意了我的申请，同意我退伍。退伍命令下来了，临别之际，我们彻夜长谈，谈理想，谈人生。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，“兄弟，回到地方，一定要把部队的好作风、好传统带到地方去，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岗位，还是同一战壕的战友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”。

　　退伍后，我们互相书信往来，互相鼓励，我没有辜负班长的殷切希望，在地方工作中，秉承军人的风采，以军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投身于工作中去，书写属于自己人生的篇章。由于工作努力，先后获得“全国绿化奖章”、“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”、“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”、“云南省科技兴乡贡献奖”、“文山州科技创新人才奖”、“西畴县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”等荣誉称号，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表彰和奖励，主持实施科技项目二十余项，获得了十多项科技成果奖，在国家级科技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。

　　一别成永诀，诞寄哀思

　　1976年中越关系急剧恶化，祖国边疆的和平，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，遵照中央军委命令，1978年10月班长被选调云南省文山军分区刚组建的边防十一团任警卫排排长，驻防中越边境县上的富宁木央镇。他写信把这一消息告诉我，我十分高兴，还准备抽时间去看望他，哪想竟成了永决。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，他坚决要求调到前线战斗连队任副连长，于3月16日在战斗中光荣牺牲，牺牲时年仅26岁，为祖国，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　　回顾军旅生涯，班长对我的影响至深，乃至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又逢清明，“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楚天阔”。为您寄上哀思，诞寄一份心，拱手仰天堂 ，永远难以忘记你对我的关怀和帮助，永远难以忘记你那和蔼可亲的笑容，永远难以忘记你那飒爽的军姿，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