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限塑推动者姚佳：希望能实行“烟头押金制”

　　北京限塑推动者姚佳

　　希望能实行“烟头押金制”

　　姚佳和她的笔触媒环境科学工作室一直关注垃圾减量问题，“寻找更有效地推动限塑令的手段”是他们的目标之一。为什么会关注塑料污染问题?这些年北京限塑成效如何?对未来限塑行动有何建议?就此，新京报记者对话了姚佳。

　　姚佳提出烟头现在已是最严重的塑料污染，希望实行烟头押金制。“扔的人付出代价，捡的人有补偿。”

　　被树上挂着的塑料袋触动

　　新京报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塑料污染问题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京的限塑行动?

　　姚佳：2009年元旦节我去海边旅游，在一个加油站旁看到遍地的塑料袋，就拍了下来，这是我第一次拍塑料污染的照片。

　　2015年元旦节，我在北京城铁上看到路边的树梢上挂着很多塑料袋，就想做点什么，刚好我们工作室成立，就把“寻找更有效地推动限塑令的手段”作为一个行动目标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见过的最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场景是什么?

　　姚佳：那个加油站旁的塑料袋密密麻麻的一大片，就很触目惊心。

　　2015年，我们用大半年时间公开征集了100张塑料飞扬的图片。我们做了“塑料飞扬”全国巡回展，由十多家环保组织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展出了30多场。

　　新京报：1999年，北京就开始限制0.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使用，你觉得这20年来效果如何?

　　姚佳：我们2015年第一次调查，就发现北京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城市好一点，但一些菜市场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商户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。今年再看，基本都使用了达标袋。树梢上挂的塑料袋明显少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推动塑料袋减量，你在北京做过哪些工作?

　　姚佳：我们主要是推动集贸菜市场使用标识达标的塑料袋。2016年调查时，用测厚仪测塑料袋厚度，发现很难推广。所以2017年开始我们只推广标识达标袋，通过推动集贸菜市场统一购销塑料袋，建立“限塑三牌四分工一个责任人监管模式”，这个模式将来也可以和集贸菜市场禁塑有效衔接。

　　建议实行烟头押金制

　　新京报：你怎么看待北京“限塑10条”?

　　姚佳：这个条例提出了很多系统、细致的要求，对减少塑料制品使用，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，我们作为专业研究塑料问题的环保组织，知道一步一步落实有效的系统建设，对解决问题的作用会很大，否则会影响公众对政策权威性的信心。当然，我们还提了一些建议，希望能不断稳步向前。

　　新京报：对于限塑你还有什么建议?

　　姚佳：希望实行烟头押金制。烟头现在已经是最严重的塑料污染了，一组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我国卷烟销售量为23676.4亿支，平均每日消费量约为65亿支，是塑料购物袋使用量的两倍。形成对比的是，烟头回收量为零，除了被焚烧、填埋外，大量烟头丢弃在自然环境里。目前有一些法规规定对乱扔烟头的人进行处罚，但大多数地方没有监控，难以实施。

　　有时我走在路上，看到地上很多烟头，心里想：这么多，怎么捡得干净?然后刚走到路口上了主路，马上没烟头了，仔细看有环卫工人，拿着个夹子低着头，在大马路上慢慢地捡。我希望是扔的人付出代价，捡的人有补偿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本人在生活中如何践行环保理念?

　　姚佳：我经常自带购物袋、水杯、打包盒，有时候忘了带或者没带够，大体上还是会买的，但会推行一些补救方案。比如以前经常自己带筷子，后来发现自带筷子时间长了会发霉，如果筷子不用却经常洗，不仅麻烦也浪费水，所以就和环保伙伴一起推动“堂食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”，现在我很少自带筷子了。

　　购物袋、打包盒也是，有几次我买多了没带够，就借小区超市的购物车推回家，因此开始推动超市、集贸市场提供共享购物车、购物篮、押金外借打包盒。

　　新京报首席记者 李玉坤

责任编辑：梁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