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的二本学生》 看见中国普通年轻人的命运

　　《我的二本学生》 看见中国普通年轻人的命运

　　黄灯，湖南汨罗人，学者，非虚构作家，现居深圳。著有《大地上的亲人》、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曾获“琦君散文奖”、“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”非虚构主奖、深圳读书月2020年度十大好书、搜狐文化2020年度好书等，入选《环球人物》2020年度面孔。

　　《我的二本学生》　　作者：黄灯

　　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　　2020年8月

　　致敬词

　　2020年，青年一代的焦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相比于985中自嘲为“小镇做题家”的高材生、在“绩点为王”规则中的清北精英，“二本学生”在各类社会范围内的讨论中常常沦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则将目光投向了他们，作者黄灯用她曾教过的二本学生们鲜活的经历，诉说这批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困惑与失落，焦虑与希冀，思索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联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们的经历，折射出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生存境况。

　　我们致敬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致敬它用细致的记录，让一个个看似平凡却不平庸的心灵发出曾经不被听到的声音。我们致敬黄灯，从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到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她用持之以恒的行动，实践着一名教师的人文关怀，和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思考与道义担当。

　　答谢词

　　从2006年到2019年，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当了两届班主任，完整见证了80后、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。在多年相处的过程中，直面他们学习、就业、考研、安居等各类具体的困境后，我总是忍不住拿自己和他们对比，并追问一些问题：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，会毫不犹豫地认同个人奋斗的路径?为什么他们会将自身的困境更多归结到个人层面?为什么他们会自动剥离个体和时代之间关系?

　　我知道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，更无法通过写作推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，作为社会转型的亲历者、见证者和介入者，我有限的记录，只是急速流转时代的一个剪影。从这个层面而言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更像是一个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自省，它是开放的，未完成的，充满了局限和不完美，但它竭力打开一个话题，揭开帷幕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以外的人群。我的写作，不过转身后，看到了学生群体，看到了世间更多的年轻人。

　　——黄灯

　　这本书

　　“相比理论的诱惑，我更想书写具体的人”

　　新京报：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对学生自述的大量呈现，理论分析部分相对较少。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?

　　黄灯：关于本书的定位，我在序言第一句就讲得很清楚——这是一本教学札记。我在写作的时候，被无数的想法和无数年轻人的形象、命运变迁所包裹，我想表达一种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复杂图景、和一种基于直觉的观察。

　　因为接触的学生个案极为丰富，学生差异极大，我没有办法穷尽我教过的所有学生，这就意味着，我必须放弃学术性的专著式写作。从方法论而言，我也无法统计所有孩子的具体状况，在证据欠缺的情况下，任何结论都是不负责任的。但我完整目睹、陪伴了80、90后两代年轻人的成长，我知道很多孩子成长的故事和秘密，和他们有深入的交流，这是我的优势。

　　任何一种写作都有局限性。相比理论的诱惑，打动我的是学生命运的流转。当然，理论的观照和对社会的透视，也是我写作过程中隐秘架起的X光机，但从这本书的定位出发，我还是竭力避免生硬的理论介入，只是在合适的时候，趁机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
　　这是一本不完善的书，是一本局限性很强的书，但也是一本诚实、节制，严格遵循非虚构写作伦理和写作要求的书。正是因为它的诚实品格，才接通了很多人的共鸣情绪。

　　新京报：有评论认为，过多展开学生的个例，让本书探讨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浅尝辄止，使得全书显得比较零散，缺乏对问题的系统、深入的洞察。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?

　　黄灯：站在读者的角度，可能会有这种想法。站在作者的角度，写作者只能依据他所看到和掌握的材料来书写，不能有半点越界。

　　我的写作是基于我在广东F学院的日常生活，主要就是上课(公共课偏多)、当班主任、导师制带学生这些繁琐的事情，这种结构的确定性，使得文本无法获得充分、系统、深入的讨论空间，加上脱离既定素材的讨论又会显得游离，我只得割舍。更重要的是，学生的成长因素特别复杂，很难和各种必然、偶然的要素建立因果关系。我既然选定了非虚构这种限制性极强的写作方式，记下他们的成长经历，是我最能把握、也最应该做的事情。

　　当然，我得承认，造成这种状况，和自己不成熟的写作有关。我还没能处理好材料的诱惑和问题指向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在书中提到，与自己教的二本学生相比，“重点大学的孩子，仍旧以最古老的方式，端坐在图书馆阅读泛黄的纸质书籍”。联系高校“学术KPI”的现象，你怎么看待顶尖高校因为过度竞争的焦虑，“容不下安静读书的书桌”?

　　黄灯：我在武汉大学、中山大学等重点高校都待过，在这些学校里，我总能看到不少孩子还是以最传统的方式认真读书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感慨，二本院校学生和他们的差异，可能是图书馆和高质量学术讲座的差异。当然，重点高校出现“绩点为王”的状况也是真实的，但有不少学生还是在安心读书。

　　在全球化出现挫折和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，大家都在共同承受这一后果。从这个层面而言，我从来不认为我仅仅只是写了二本学生，他们背后实际上站着更为庞大的年轻群体。

　　这个人

　　“社会转型期的亲历者、见证者和介入者”

　　新京报：《我的二本学生》出版后，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。你怎么看待它的走红?你的生活有发生什么变化吗?

　　黄灯：这本书并不完美，它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话题的重要性，来自社会对年轻人命运的关注、思考，以及对转型期社会走向的探索。我的写作，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切口，便于大家讨论问题。

　　除了要接受采访，我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。有意思的是，采访我的记者，95%是年轻人，是80后，90后。他们大部分都是名校毕业，不少有海外名校留学的经历。但他们普遍对二本学生的话题感兴趣。采访之余，我们会共同探讨年轻人的命运，会探讨社会、时代和年轻人的关系。

　　新京报：你在书中也提到“导师制”的实践。你不仅对文学课堂进行了精心的设计，还非常注重和学生的交流。这是一种有别于通行于目前国内高校体制化、标准化教学的“精耕细作”。现在还在坚持吗?“导师制”的意义是什么?

　　黄灯：我进行的“导师制”实践，是基于师生互信所建立的一种十分松散的“君子协定”。换言之，就是“学生愿意学，老师愿意教”，没有任何考核目标，也不进入学校的任何评价机制，当然，也没有经费支持，所以，它算不上“精耕细作”，纯粹是“业余施肥”。

　　我在广东F学院的时候，尝试“导师制”很多年。最近因为工作变动，调往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，暂时还没有施行。

　　“导师制”也说不上有太多意义，就是通过师生的协调和信任，去获得一种真正的大学生活的体验，获得一种因为思考和阅读带来的乐趣，让大家拥有一个交流和提升的机会。

　　新京报：2016年，你的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曾引发广泛讨论。乡村书写一直是你关注的领域，你觉得那篇文章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之间，有怎样的关联吗?

　　黄灯：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。我写农村儿媳这篇文章的动因，来自对年轻的侄子侄女命运的忧虑，他们作为留守一代长大了，但他们甚至连重复父辈的命运都不可能。后来写完《大地上的亲人》，我脑海中始终盘旋一个问题：那些比我年轻十岁、二十岁的晚辈，如果考上了大学，会如何?而我目前所从事的工作，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　　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 刘亚光

责任编辑：梁辉